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九月十六日）下午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亦有出席。以下是记者会的答问内容：
记者：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五年规划》。第一篇中设立了22项主要指标，其中只有五项属于约束性，包括四项与环境相关，约束性是否代表必须达成，达不到会否有后果？为何其他与经济相关的指标，未能列出约束性的这个变化？第二，大家都非常关心鼓励生育的11项「组合拳」，难免需与新加坡最近推出的「组合拳」比较，似乎力度不如其大。明白金钱支援外，其他配套也很重要，但新加坡的确金钱支援至孩子十七岁。香港的育儿配套支援，其实可能只到小学程度有一定帮助。网民更讨论以金钱鼓励生育，但似乎未有支援养育孩子这方面的措施。特首也是两子之父，你认为这套「组合拳」是否真的足以吸引家长生育？
行政长官：首先我们谈谈指标，我相信任何政府在设立指标时，所考虑的与我们一样。在设立指标时，我们也充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设立指标的考虑。指标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必须达成，属于约束性；另一类是引导性。概念是如此的，约束性指标必须达成，就如我在《施政报告》中每年都订立指标，必须要达成，未能达成的就需要问责。如未能达成，则除非有特别理由。举例来说，如某些贸易政策突然在全球，包含某些国家，完全出现转变，因而产生影响。若该指标是约束性，就必须解释为何未达成，而该解释是否可接受；若不可接受，当然需要承担责任，这一直是我订立指标的考虑之一。
另外，有些指标是引导性，理由是该类指标具方向性与预期性，但达成与否牵涉很多因素，有些因素在政府层面以外。举例说，经济发展属此类，我们可订立措施鼓励某些行业发展，但亦视乎该行业本身的表现是否良好。另外，投资方面，涉及世界性投资，包括本地投资、外国投资、内地投资，这些投资受不同因素影响。
又如人才方面，全世界都在抢人才，某些地方忽然推出政策，令部分人才认为即使该政策不吸引，也会到该地方发展，例如有些国家制定政策可能有歧视性，影响有正有负。所以，基于政府、香港以外的环境因素，我们设定一些引导性指标，但这些指标同样重要，因为有指标，大家就清楚我们的方向。在《五年规划》中，我们所订立的约束性与引导性指标，与所参考的内地政府做法十分类似。最重要的是，每年如何落实这些指标，因为无论部署、设计如何完善，最终执行能力至关重要。因此，你会看到《五年规划》第一篇章，虽订立了20多个指标，但在专栏与内文合共有105个指标，如专栏有57个指标、内文有26个指标，大家可以细心查阅。要落实这些指标，单是《施政报告》，我们便订立了284个。有关指标的考虑就是如此。
关于育儿友善政策，我认为各地都因地制宜，按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首先，有关生育问题时，政府会考虑三类人士：第一类是已决定不考虑生育的人士，我们予以尊重，对其制定诱导政策的力度有限。另有两类人士，一类是很想但无法生育的，因此在医疗方面，可采用体外受精等辅助方式，这方面已推出有关措施，并加大额度与数量。另一类是已生育了一个孩子的，代表其有生育意欲。我们便推出多些措施，鼓励生育多一个孩子。我认为这是较有效的，因为他们不抗拒生育，只希望有更多措施减低顾虑。我们以累进式措施鼓励他们生育第二名及之后的孩子。当然，最大部分是在中间的人士，他们本身有顾虑，包括经济压力、居住限制、工作因素等。我们实事求是，按香港情况，尽量营造生育友善环境。
我与不同家庭沟通时，大家都提出希望有托儿服务。因此，我们加大了课后托管名额，并增设托儿设施。另一方面，我们鼓励推动整个社区共同照顾幼儿。除了中心所提供的托儿服务之外，亦将课后托管扩展至最大规模。
另外，我们理解居住环境有限制，因此一向有提前上楼、提前居屋选楼等措施，以增加可能性。再者，我们今年推出措施，如果置业的可获两万元免税额。我们实事求是，知道现今女士十分重视工作，因此在消除工作方面的限制，我们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时间与工作环境，可见我们实事求是。而且我们检视环球多个城市的情况后，金钱当然有刺激作用，但很多时候较为短期性。我们希望逐步营造家庭生育友善的环境，因而务实地按照香港实际情况，推出这11项措施。我们会不时检讨，希望尽量协助那些希望生育或正在考虑生育的人士，在相关方面减少顾虑。
记者：行政长官，你好。在首份《五年规划》第二篇中，提到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请问在未来《五年规划》当中，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和投入？创科中心与其他中心相比，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创科发展未来与大湾区的合作重点是什么？你自己对未来产生的科技成果对社会的贡献有哪些期待？谢谢。
行政长官：首先，科技发展对香港非常重要，我们四大中心之中，第一个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而且科技也赋能整个社会，所以整体都要进步。
香港在科技方面有什么优势，我们怎么发展？我们的优势有几方面，第一，人才的优势，我们提供很多优质的教育，特别在专上学院的大学教育，我们一个小城市有五所百强大学。而且，因为香港是一个内联外通的国际化城市，可以吸引国际人才来到香港，我们是有优势的。
从科技发展中，我们有三个科技园区，包括科技园、数码港和现在再加上河套「一区两园」香港园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而且有新田科技城。这些是推动产业和科技一起发展的重要地方。
另外，我们有五个研发中心，特别新加入三个，第一个是人工智能（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第二个是微电子（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第三个是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研发院），加上我们本来的医务科技研发中心，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生命健康未来科技中心。这五个研发院是推动香港科技发展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跟内地城市合作，我举个例子，香港、深圳，加上广州，已经连续两年是《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第一，这代表香港本身的科技有人才，特别有研发方面的优势。大学研发方面，百分之七十被评为卓越。现在，希望很多研发从产学研联动起来。科研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科研可以引导到应用在产业方面，把香港的竞争力再提升，我觉得这是用好香港在科技方面的优势。
我举一个例子：河套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我觉得可能以后是世界上最前端的。为什么？因为河套让我们发挥两地的优势，香港的优势加上内地的优势，「一区两园」，会有新法律容许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特别在生命科技的研发。法律会容许在某情况下数据过河、样板过河，在新药研发方面会推进很多。
所以，利用好香港不同的优势，再加上内地的优势，共同发展，我觉得这就是「一国两制」给香港主要的优势。谢谢。
记者：我有两条问题。在制定今次第一份《五年规划》当中，请你分享一下中央参与和指导的成分有多少？或者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例如国家「十五五」提及要加强反制裁的斗争，但我们的首份《五年规划》并未提及。这是否经过互动后得出的结果？第二，外界总会有人关注你的连任，今日可能未必是适合的时机去提问，或者我这样问：你有什么说话想对五年之后的自己说？
行政长官：第一，今次是我们第一次做《五年规划》。我们非常多谢不同的部委，到不同的城市去听取经验与分享是很重要的。我也说过，内地任何政府制定五年规划，很多时候都有一至两年的调研工作。我们在二月宣布制定《五年规划》后，我们可以做各种编制工作、当中考虑的事项，时间紧迫。因此，我感谢立法会与政府一同设立机制去收集意见并进行专题研究。我们在制定的时候——稍后我相信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可以讲解——曾到访不同城市，考察其经验，这对我们帮助很多。但在《五年规划》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是立足香港的现实情况来制定《五年规划》。香港的情况是什么？第一，我们是「一国两制」；我们是一个国际城市，我们的定位是以国际城市为定位，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我们亦在《基本法》下说明香港的制度，包括资本主义、人员与资讯自由流动，这些都是香港独有。所以我们纵然参考了内地不同政府的经验，我们仍需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在制定《五年规划》时，我们也说了很多我们的坚持，其中一个坚持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制定《五年规划》，是由特区政府自行按实际情况去制定的。当然，制定《五年规划》其中一个特别考虑，就是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有港澳专章。我们的主线是对接港澳专章，但同时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其他领域，我们也会视乎机遇来对接。我们的「四中心、一高地」、国际竞争力，以及另外发展的三个中心，均在港澳专章有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亦已在「十五五」规划里，所以我们也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速、提效。在制定《五年规划》时，我们有经验分享，但真正是立足香港的现实情况，是由特区政府自行制定《五年规划》。稍后我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向大家介绍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如何参考各方意见。
另外，五年之后，我相信我和其他人都会达成我们在《五年规划》中制定的目标。这五个目标大家都看到，包括民生保障更好、经济发展更好、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希望，亦有信心，五年之后，所有人无论在收入方面也好，发展方面也好，都会比现在更进步，而且我们的产业会更多元化、教育更优质，我们会变得更国际化，而且我们会有一个高度科技赋能的香港。多谢。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多谢行政长官。我想讲清楚的是，今年通过的《中国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明确指出，香港和澳门特区是不包括在《中国规划法》之下；但《中国规划法》亦明确指出，中央欢迎香港和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的规划。正如行政长官所说，在「十五五」规划第十七篇的港澳专章内，已明确指明中央是支持香港的定位，就是「一国两制」、「四中心、一高地」，还特别指出香港要强化自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这些都突显中央是支持香港维持自己独有的优势，而香港凭借自己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定位，助力国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就是香港所长、国家所趋；在这个规划下我们做了这个五年规划。在这过程中，我们有与部委，在广东省、澳门、深圳和九市（九个大湾区城市）取经，学到了规划的程序、内容，帮助我们理解「十五五」规划中的一些理念，以及一些发展方向。这些对于我们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未来国家发展的机遇，例如何谓新兴产业、何谓未来产业，刚才行政长官也有解释过。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些。
记者：你好，想请问《五年规划》22个主要指标中，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排名，本身都已打入三甲或位列榜首，但预期性指标只写「强化全球领先地位」，为何没有更进取的目标，例如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升至第二或第一、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维持全球第一，会否担心让外界觉得政府不够决心，之后会否有具体措施去巩固或提升这两个中心的地位？第二个问题，《施政报告》不断提及AI（人工智能）。不同国家和地区现在都积极发展AI，请问特首、司长或局长，觉得香港在这方面的突围优势是什么？另外，主要指标也提到，在二○三○年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希望由1.63%力争至3%，请问政府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理据或依据是什么？
行政长官：制定《五年规划》时，还是在编写《施政报告》时，我们的概念是这样的：我们做得好的地方，要再做得更好；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加大力量做好；我们有短板的要填补。以管理学来说，就是常说的SWOT analysis，分析我们的强势、弱势、机遇和风险。整个《五年规划》都是如何运用策略，让强上加强、让弱项得以填补，管控风险并把握机遇。整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是这样布局的，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已经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是否要继续追求排名？我认为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己，每年都有进步是最好的。尽管今年排名第一，难道就不努力了吗？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最终订立这些目标，是告诉自己要不断进步，我们要战胜的是自己的昨天，明天会比今天好。我们制定指标的其中一个坚持，就是规划务实有为，而所制定的指标，希望是能够达到的，所以并不是口号式，而经过判断后所作出的，亦是方向性的，即是说哪些领域我们已经有优势，就要继续做好，因为竞争对手同样想在这方面分一杯羹。
第二，关于科研方面占GDP的比重，我们希望由1.63%增加到3%，这需要努力的。但在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改变了，以前大家都想在科研方面多些投入，认为R&D（研发）很重要，但很多时候只是政府在做。现在整套科技政策有很多引导基金、配对基金，谈的是产、学、研、投，包括投资，我们在这方面要努力，希望除政府投入外，也能带动本身产业以及投资者投入科研，这需要努力的，而这个指标并不容易，但需要努力达成。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有信心，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科研优势，可以吸纳很多国际科研人才，而且现在在河套大量发展六大园区，很大部分涉及科研，所以在这方面的科研投资，是要努力的，但我们有信心。
AI很重要，既是赋能，但也会带来问题。所以我们从开始推动AI发展，到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及的风险治理。以AI来说，三位司长都是有关的，我稍后会请三位司长谈谈。这次在AI方面便提出了七个方向，我认为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会全面推动AI发展，无论在应用和产业方面，AI的确让我们事事更有效率。政府有很多AI公务例子，工作时间可以缩短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如环保方面，我们将三十多年的环保资料输入，也可将处理时间缩短至十分之一，也节省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工程，这都是AI帮了我们很多，所以内地也用AI发展，让AI普及化、应用化，而且全民对AI的应用更加掌握。这是第一点。
第二，推动发展方面，财政司司长已经主持「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但我在这个时候提出，正因大家都知道AI发展快速，全球都在思考如何既推动发展，又管控好风险。所以这次在七个方面，我认为要推出管控风险的重要行动。当然有关AI犯罪，我们一定要处理，包括利用AI欺诈、进行色情活动等，这些在《施政报告》已经交代。另外，如智能体发展得这么快，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如何有一些指引？或者对于智能体，我们如何认清它所带来的风险，这方面在《施政报告》都提出了我们的做法。
在AI发展方面，我们有人工智能研发院，亦有沈向洋教授，他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和知识。政府希望与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既有AI智能发展，亦能订出管控措施和指引，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另外，如何保护我们的未成年学生，让他们在使用AI时不要无故面对不必要的风险，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这是重要的。外国有些例子是因为每日只与AI沟通，导致与社会脱离，变成我们不想见到的情况。我们在教育方面会做，亦在法律方面研究有何规限。另外就是政府带头去做，数字政策办公室在购买任何AI产品时，会有一个严格声明，产品须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落实得好，我们也会将这个经验更规范化，并与大家分享。
法律方面，会否因为人工智能甚至机械人，导致某些人受伤等那些法律责任问题，我分别请三位司长来谈谈。首先请政务司司长谈谈，因为这次的七个行动，我请了政务司司长负责统筹。我们也在制度上特地设立了AI专员，并将这个AI专员由首长级第三级官员提升到第四级，这很重要，他原则上会部署、计划和建议整个AI发展的政策，无论是推动其广泛应用以及风险管理。首先请政务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多谢特首。其实刚才特首也解释得很清楚，现在香港以至全世界的AI发展一日千里，大家都知道其发展快速到难以估计。在香港而言，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因为刚才行政长官也提到，我们大学的科研很好。所以在AI方面，我们分为教育、推广、监管三方面。
在教育方面，我们从儿童学习中加入AI元素，让他们及早认识。另外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多推广AI的应用，但最重要是刚才行政长官所说，我们要看如何去监管。因为有很多情况会慢慢出现一些利用AI诈骗，或未成年人如何使用的问题。《施政报告》里已详细写出了七个方面的监管措施。行政长官指派我负责统筹这份工作，亦会有一位AI专员负责看管我们AI相关的事务，也涉及很多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我负责统筹，目标是希望大家除了能好好利用AI之余，也要正确地使用AI，这就是我们的做法，特别是要防止利用AI犯罪。
行政长官：接着我请财政司司长。
财政司司长：谢谢。人工智能发展有几个要素：算力、算法、数据、人才、应用场景以及资金支持。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要看香港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并用好我们的优势，找到发展空间。举例来说，沙岭就具备建设数据中心的土地条件。
香港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有一个优势，是内地人工智能企业在内地发展时未必享受到的。这些企业如果要拓展全球业务，会考虑先来香港。它们在内地可以接触到内地的数据，但要接触国际数据，自然是香港比较方便。对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如果其模型或产品服务要由内地拓展至向全球市场，需要海外的数据去完善模型，这些企业就会来香港。这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河套。人工智能可以应用在医疗科技、生物制药等方面，而河套将落实「四流」政策。一家药厂若能进驻河套区，一方面可以接触到内地的数据甚至生物样本；另一方面又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数据和样本，甚至可以做临床测试。在那里开发出来的药品或医疗器械，经审批之后，在符合内地标准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销往内地，另一方面也有条件销往境外，即同时打入两边市场。因此，发展人工智能，也要聚焦具体行业，以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角色和优势。
与此同时，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的金融服务可以发挥赋能作用。今年以来，上市的公司相当一部分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所以在金融方面，香港也可以发挥其角色，这对我们自己的发展也有好处。我补充这一点。
行政长官：好，接着我请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谢谢，行政长官。正如行政长官和另外两位司长所说，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促进和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更广泛的使用，但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有机会被误用或滥用而造成伤害。如果你查看《施政报告》，我们的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总结，就是「技术向善、安全可控」，意思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确保用于善意的用途，而不是伤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要透过七个策略，营造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就律政司的工作而言，在这七项策略中，有三项是由律政司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
第一是打击一些涉及利用人工智能的犯罪，特别是大家关心的，以深伪技术例如制造色情作品，或利用深伪技术进行欺诈行为。律政司辖下的法律改革委员会的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正研究就有关借助网络或电脑并利用深伪技术进行非法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如何优化法律以堵截此类非法行为。我们会尽力推进相关工作，并希望尽快谘询公众，制定一套可以有效防止此类罪行的法律。
第二方面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议题，就是关于如何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需要与教育局作配合。从律政司的角度，我们早前已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AI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门工作小组），检视如何做好法律配套，以适应更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其中一项我们会做的工作是，在这个跨部门小组之下再成立一个特别专责小组，调研如何管控或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部分。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经验，外国也正推行不同举措，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设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会做好调研，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不论是采取立法形式还是其他形式，我们都会多听大家的意见再作定断。
最后，行政长官也提及，我们留意到很多产品是以人工智能制成，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有机会引致意外，而这些意外有机会造成伤害。如果不幸出现意外时，引申的法律责任应由谁负责？这些责任的基础是什么？是绝对责任，还是需要证明疏忽？诸如此类，这些亦衍生很多新的法律问题。同样地，我们会透过由律政司牵头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调研，希望厘清法律责任，让大家在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时能够更安心。
记者：民生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民生领域有哪些全新的亮点？今年的《施政报告》又如何确保香港市民切实收获民生福利？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五年规划》中提到香港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湾区。那么香港未来会推出哪些创新举措？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进行哪些新的互动？从而更加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谢谢。
行政长官：民生福祉是每个政府重中之重要做好的，施政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
如果要选一个，我就觉得是教育。教育在香港，我觉得成绩是有目共睹，我们一个1 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就有五间百强大学，而且现在很多人从不同地方来香港，都是看到香港的教育。所以人才来香港的其中一个考虑，就是他们的孩子在香港读书会不会带给他们优质的教育？
香港的教育另外一个优点、亮点是国际化。香港的大学被评为最国际化，大家都在新闻看到，而且课程都是特别国际化，不单是大学本身国际化。我们谈国际化时是谈学生、教授、科研人才，总体来谈的。
国际化的优势是什么？学生可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世界视野，了解国际关系、网络的建设，这都是优质教育最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所以，香港在教育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重点谈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引擎是大学城建设。我们在文字方面的交代特别地细节。
从优质教育方面，不单是一代人，每个人都有孩子，还有自己的教育，现在我们都是终身学习，所以自己的教育，自己在这方面的提升，本身就是优势的提升，特别现在谈科技、谈人工智能，这都是我们的普及教育。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关心孩子，孩子的未来最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是一代人，起码两代，可能影响更大。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民生福祉的重要部分。
另外，你谈到大湾区建设，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均谈到四大合作平台的重要性。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四大重要平台，香港关系最密切的有三个，而其实横琴、澳门跟香港都同样有关系，因为我们跟澳门是两个特区，有优势互补，有很多合作共同发展。所以四大重要合作平台，如果我们做好，我觉得是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刚才回答不同记者问题的时候，我们特别谈到河套，河套我相信是四大合作重大平台中，我最有信心成为巨人的一个合作平台，因为它能发挥两地的优势，香港的优势以及内地的优势，共冶一炉，这是大湾区建设中做好四大平台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我们现在跟广东省已经有合作机制，我们跟深圳市政府也有合作机制。这个合作机制的意思是每年我们高层、最高领导——行政长官与他们的省长，或是深圳市长、市委书记，大家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平常我们也有很多联系，就在这个月，我跟深圳市委书记见面，他也带来前海管理局的领导，我们也谈到很多细节的落实。我们跟广东省有专班，跟深圳市也有专班，推动多方面的合作。
另外，刚才也提到，香港、深圳和广州，是创科指数（《全球创新指数》）中世界排名第一，已经有两年，在这方面的合作是多元化。除了科技，我们也谈到美丽湾区，因为我们是邻居，所以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很多领域均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大湾区建设中，我们是一个大力推动者、参与者，也是获益者。《施政报告》也着墨很多我们推动的工作。
记者：第一条问题是在《五年规划》中，特区政府如何平衡抢人才与保障本地员工权益？有没有评估外来人才对本地就业市场的冲击？有什么措施可以既能引进人才，又能保障市民的发展空间不被压缩？第二条问题是，北部都会区将设立的三个大学城会计划邀请哪些院校进驻？会不会与内地或国际的知名院校合作？有没有具体的目标或数量？谢谢。
行政长官：大学城的问题，我请政务司司长，因为他是「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的组长，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也是由他推动的。但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我们吸引人才，同时怎样保障本地劳工。首先，我们是绝对以本地劳工的就业为优先考虑，这是肯定的。刚才我提到，首先我们打击黑工。第二就是我们纵然有一些情况，因为人手在某个领域有短缺，但是有限度的，是有要求和限制。第一，我们有针对行业短缺而输入有限度劳工的计划，这包括院舍、建造业和运输业方面。这些行业确实缺人的时候，我们从行业看，只是三个行业，我们是很小心的。这些行业的输入劳工不但有设立限额，也是因情况作审批的。我举个例子：在建造业，我们提到是12 000个配额，但是最近我们批的只是大概6 000，就是看情况。但是也要留意，我们谈一个行业，其实很多工种，如果这个工种的就业情况没缺人，那不会批准。但是大家知道工程方面，有不同的行业，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扎铁，现在也不容许了；或者钉板，我们因为觉得不缺，就不容许了；但是有些好像是冷气工程、消防工程，人手是缺的，所以是很谨慎，要求很高的，有限度的，有针对性的。
另外，我们也有优化的补充劳工计划，这个也需要证明你真正在本地招聘不到人手。那么怎么确定呢？第一，你要在四个星期的招募中都招不到人；但是我们针对的行业，我们增加到六个星期，并且不是说你招不到人就可以，我们要求你要实地在劳工处的地方去招募，要实实在在证明你真的招不到人，所以管控是很严格的，而且我们也不容许廉价劳工。输入劳工进来的工资一定要不能低于本地劳工收入的中位数，这是保障本地劳工的。本地就业优先是我们的政策，输入劳工只会有限度，按实际情况推动。
但如果谈人才，就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谈人才不是谈一般的劳工，人才是世界都在抢的。我曾经举过例子，打乒乓球，结果冠军不在我的队，在对手的队，就拿不到冠军。所以人才是大家都抢的，并且我们很快会公布人力推算的研究。你会看到香港还是缺人才，很快劳工及福利局就会公布，届时会把数据让大家更了解清楚，这是很科学的。香港在某些方面仍然缺人才，所以我们会继续吸引人才，但是吸引什么人才，就要科学论证。在某个领域已经不需要人才，我们就不会大力推动，也是按实际情况，按我们缺乏的领域。举个例子，我们有人才清单，这个人才清单是我们多年来调研，人才在这方面是不够的。举个例子，航运方面，缺很多人才，在我们的人才清单里都看到了，所以我们很谨慎的。那么有关大学城方面，我请政务司司长回答。
政务司司长：谢谢行政长官。如行政长官所说，大学城是我们北部都会区发展重要的一部分，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的引擎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教育其实做得不错，而且越来越好。我们有八所资助大学，其中五所是一百强，我们科研也做得不错，所以我们希望在北部都会区把大学城建起来，让它们可以发挥在这方面的长处。大学城我们现在定下来的校园区，大概有三百公顷。整体的大学城有大约超过1 000公顷。校园区是给大学使用的。你刚才问有多少所大学，但我们的目标不在多少所大学，而在有哪些好的大学能进来。我们会很快招标，大学会提交提议，我们看谁是最好就给谁，我们不是用数目来定，而用质量来定。
将来对大学的要求是什么？它们必须要在科研方面比较突出。因为我们整体北是创科、南是金融，所以北部都会区都以创科产业为主，这些大学必须要跟内地或海外企业合作。我曾到内地及外国的大学城参观，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们与很多企业做科研，有什么好处？那些公司因为与大学合作，所以公司很愿意搬到大学城里面来。我们很希望因为科研（合作），除了提升科研水平以外，也可以把一些内地或外国的大型企业引入香港。企业来到香港，当然对香港的就业等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这就是为何称为引擎的原因，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好处是，我发现在外国来说，企业一直跟大学合作的时候，学生与企业非常熟悉，因为天天共同做科研的合作，因此很多学生还没毕业就已被企业招聘。所以，这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很大的保证，我觉得这对大学的发展也非常好。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以外，我们也希望大学能跟一些内地或外国的知名大学合作，例如开设双学位，有什么好处？把香港的教育更加国际化。另外，使我们的教育更具吸引力。我们也能更好地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我们很相信，当大学城慢慢盖起来的时候，很多内地或海外的学生都来香港读书。这是我们很有信心的。大学的培训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一课，所以我们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我们将来的大学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还有，我们希望将来利用大学城拉动北部及整个香港的经济，吸引很多的产业来香港，把科研放在香港，这是我们的理想。
记者：第一条问题想问特首，你提出研究建设「AI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你认为香港建设相关管理的必要性及突破点为何？在平衡人工智能发展、使用安全、立法规管等不同层面时，当中的核心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第二条问题想问谢小华局长。你早前到访内地及澳门政府以借鉴经验，请问最大收获是什么？有哪些内容体现在《五年规划》中？相关内容如何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而作出调整？
行政长官：首先谈「城市大脑」。应对极端天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以前负责保安政策，会掌握保安方面的资讯，例如应急部门如何获取资讯以部署。但整体应对极端天气，这不仅涉及台风，还有水灾，且很可能因水浸导致不同地区交通瘫痪。最重要的是在极端天气过后，社会如何复原。若我们能统整所有资料，交通可更快回复。第一，我可迅速掌握地铁路轨有否出现障碍物，也能更快知道有否地方出现倒塌等需要处理的事项，亦可能因升降机停运而需展开大量救急工作。
此外，在重大事故发生时，可能由一个地方的问题延伸至其他方面，交通就是很一个现实的情况。如能把所有城市管理的资料汇整，实际上城市管理涉及绝大部分前线部门，包括运输署、渠务署、水务署、应急、交通等部门。现时政府采取总动员，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同事都需随时知道是否需要动员。因此，若能把全香港的问题「一图看清」，我就能知道由某地延伸至哪些地方需要处理。还有，我可以在问题出现前化解它，因为应对会更快。
综合所有数据，再加上AI在预警方面的优势，例如我上次到土木工程拓展署，他们提到在应对山泥倾泻方面已运用AI，预测准确度超过九成多，能辨识高风险位置。历史证明，新的AI能力比对以前，是高度准确，这些都帮助我们。例如真正出现灾难时，我们曾有地盘发现炸弹，需要迅速确定收容地点，以及受影响人士去向，以便他们如需进一步支援，也能即时掌握。例如社福机构设施的位置、我们如何支援照顾者和长者，如何在社福方面更有效运用整体资源。若相关资料都在系统中，便能更好服务市民。
再者，既有资料无需重新找出来。大家如果有使用AI便知道，有时我向同事提问，可能需数小时才能回覆，因为要搜集资料，但AI通常一分钟内便可提供资料。可想而知，若所有资料均在「城市大脑」中，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服务社会，以及防御一些我不希望集结的风险，能更好面对。因此，这非常值得推行。现在若不能落实，未必能应对变化突如其来的风险，尤其极端天气来得迅速。
这将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突破点，我们会认真推进，因此我已请政务司司长统筹相关工作。但我不会等待「城市大脑」完全建成才开始行动，会同步优化各平台，这刚才我在《施政报告》已交代。「城市大脑」首先要建「底座」，即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其后再接入各系统，并在系统衔接方面做很多工作。由于系统众多，我们会先纳入关键性系统。正如我所说，会先加入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的资料，然后是应对极端天气和交通的部门，这些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至于其他不同部门，会按程序逐步入。
至于AI的核心挑战，有两方面，一是如何用好它——这本身就是核心挑战。若用不好，竞争力会下降。别人用得好、用得快、效率提升，我们处于竞争环境，就如划艇一样，划得较快即竞争力更强。因此我们要推动AI的应用与普及化，这是重要的。另一个挑战是AI带来的坏处，为此我展开了七项行动。
我相信全球均面对同样问题：AI发展迅速，各政府都尽力去认识、了解与规限它。AI最大的挑战是有没有一套国际性、共同认同的规管方法。如同互联网，大家曾经忧虑其像森林世界，没有疆界，难以用法律规管，但最终各地同意互联网既要发展，亦要规管。各地方政府相继制定法律，以针对互联网可能衍生的问题。
同样，我们现时也要研究本地政府如何做好AI管控。纵然未必有国际性的统一做法，我希望能有，我们也会自行落实。我相信整体，所有地方政府都觉得AI既要发展，亦要管控。做好自己地方政府的管控，起码能够保护自己市民，这个亦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当然，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于AI发展得益方面，我们会最容易得益，但在管控方面，我们都会参考不同地方的做法，如果在香港适用的话，我们都会归纳起来。
另外， AI的挑战是它的智能体。智能体的发展，我相信世界上目前来说只有几个地方最优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香港自己的定位，就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会大力推动。我们有AI研发院，这方面亦会与内地有关AI研发单位高度沟通。这是香港在国际化中我们研究自己AI的那部分。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认清楚自己在AI方面的优势和自己的风险。步伐如何走？就是按着自己的情况，有些是我们国家优势很强的，我们就会与国家分工，我们会强化某个领域，国家某个领域发展得很好，我们就利用好。国际方面，有什么AI发展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也会吸纳它。我们亦会看看国际上在治理AI方面有什么好经验，我们亦会吸纳它。这也是我们面对AI最主要的挑战。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关于我到访大湾区，就《五年规划》，我与大湾区粤港澳三方面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大湾区是有很多机遇的。虽然我们粤港澳三地在规则上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规则和制度上之异亦容许我们优势互补。我们在刚才特首所说的几个重大平台，在《五年规划》中可以见到我们可以互相合作，例如与前海，就着大湾区内的科技发展，很多新的初创公司等，他们的私募方面，我们香港可以为他们引进更多资金；另外在创科上，香港的创科都是强的，我们亦有很多适用的应用情境可以做科研落地，但是在制造上，大湾区肯定能提供更好的制造方面条件，例如「药械通」（港澳药械通）等，在湾区内，我们都看到很大机会在《五年规划》中大家可以推展相互合作。另一方面，除了这些规则上的「软联通」之外，在「硬联通」上，我们除了在基建上与前海将会有铁路（连接）之外，我们亦希望藉着这个项目推进国家标准，将国家在很多方面很突出的标准带出去，让香港成为一个很多这些方面的示范区，不单是在药械或是基建上。所以在《五年规划》，大湾区的发展我们都有在这方面着墨，也包括河套等，谢谢。
记者：特首你好，有几条问题想问。首先是租置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今份《施政报告》未有提及，是否意味着本届政府内不会再重推？按目前进度，会否较难向政党交代，例如民建联？另外是关于大维修方面，「招标妥2.0」是否仍然存在？新成立的「楼宇维修局」，又或者沿用市建局的方式架构去推行，会否担心给人「旧酒新瓶」的感觉？如何确保告别围标？
行政长官：租置计划有支持和反对的意见，若从租置计划的现有结果来看，我们约有15%的单位未能售出，必然有其原因，这15%不受欢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面对许多管理上的问题，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现阶段主要推动的是绿置居。绿置居不但受欢迎，亦没有上述问题。
另外是定价方面，我们该如何定价？现行租置计划的定价，如果在第一年购买，折扣其实是一几折，若在第二年购买，我相信也差不多有两折左右。简单而言，定价大约在二一折、两折左右，这个定价有争议。例如以现时兴建一个单位而言，若把土地成本也计入——我们过去常说「一百万元兴建一个单位」，但未提及地价——若纳入地价，应该如何定价？打多少折？相对而言，居屋与绿置居的定价机制是清晰的，分别为市价的七折与六折。至于租置计划的定价该如何界定，至今仍没有结论，存在争议，所以我认为要继续研究。其中一项可以做的是了解为何仍有差不多15%、即约28 000至30 000个单位未能售出，这点是重要的。再者，现时若透过租置计划购买的单位，其拥有人并不需要进行资产审查，对这方面的意见亦存在争议。我认为我们应再研究一下，看看此计划是否如目前一样，还是任何有新考虑。因此在今次《施政报告》我没有着墨，我亦要求例如房屋局在这方面再细心研究。这个有两方面，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我们要处理好。
另外，关于大维修，我必须强调，《施政报告》中所提及的针对楼宇大维修的改革措施只是部分。我非常尊重和感谢独立委员会，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以查明真相、了解漏洞。我亦于独立委员会成立时，已明确要求他们可以在这方面提出有效的建议措施。因此，当我收到独立委员会报告后，会非常积极地跟进其研究与建议，之后推动全面性的改革。然而，有些改革无需等待，应优先落实。《施政报告》已交代两项以往未做、现在已加强的措施，包括为市民招标与评标，以及顾问与工程公司的预审名单。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说好会做的。当然，在研究与谘询过程中仍有不同意见，也有意见希望我们更好地帮助缺乏专业知识的市民。在《施政报告》，我已强调在此方面研究可行方案。我会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审视后，全面向大家公开讲解整体改革如何推出。多谢。
（请同时参阅答问内容的英文部分。）